周作人在晚年生活困顿，不得不依靠回忆鲁迅来维持生计。他曾说：“硬要我写，我也不好推辞。”年近七十的周作人，早已对生活产生了厌倦的情绪，但由于家庭的重担和未完成的心愿，他仍然坚持着活下去。1960年7月26日，有人从某机关找上门，要求他写有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材料。这种事情对于他来说，每写一次就像是在揭开一次伤疤。7月31日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再次无理取闹，激起了他极大的愤怒，心情非常低落。在当天的日记里，他写下了这样的话：“宿业几乎无可再期，回顾一生，受尽损害与侮辱，几乎都成为他人的牺牲，恐怕直到死去才会结束。”
自1949年后，周作人带着“汉奸”的帽子，失去了公职，只能通过写文章维持生计。当时，他的生活极为困窘，需要依靠和自己关系已破裂的哥哥的资助。尽管写其他文章可能遇到困难，但关于鲁迅的文章总能顺利发表，报刊对这类文章的需求也非常大。周作人曾经提到，1950年10月是鲁迅去世20周年纪念，许多报纸杂志找上门，要求他写一篇纪念文章。虽然他不想推辞，但他也觉得有些为难，因为他过去所写的关于鲁迅的文章，基本上都是以报告事实为主，内容并没有太多的主观情感。 周作人对报刊的编辑们坦言：“请大家原谅，我已经写不出什么新文章了，因为我没有写作的条件了。那些过去写的文章，只是往事，如同钞票一样，有一定的数量，用掉一张少一张，自己是无法再印制假钱的。”他请求报刊的编辑们理解，但他们依然坚持要求他写，于是他也只能勉为其难，答应下来。写鲁迅的回忆文章，成为了周作人最安全且最便利的谋生方式。对于鲁迅的文章，周作人有自己独特的看法。他认为，世上没有完人，任何人都难免有缺点。鲁迅的文章严肃而紧张，尽管有时会夸张一些，甚至失实，但其中也不乏诗意的美感。至于兄弟俩中谁的学问更高，许多人认为一定是鲁迅。毕竟鲁迅比周作人更具备“知其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”的卓越智慧，鲁迅的眼光和智慧常常能看透周作人，所以上述的对比，周作人很少对鲁迅发表评论。然而，周作人自己则觉得鲁迅的智慧和眼光常常让他感到困惑，也因此心中不满，常常忍不住发泄情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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